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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言济南不好打粟裕回复:如果好打毛主席调你来干什么


来源:欧宝全站app    发布时间:2024-02-15 02:14:36

  1998年,在济南市著名风景区大明湖的清淤工程中捞出一批炮弹。经专家鉴定,这是生产于20世纪40年代的高爆杀伤弹。

  济南位于津浦、胶济两线的交叉点,南可以与徐州呼应,北能声援平津,是当时蒋介石在全国军事战略部署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支点。

  在国防部的作战计划中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济南万一失守,不但徐州不保,国都南京也势必受到严重威胁。”

  华野要想在1948年战局中贯通华北、华东解放区,争得一个更广阔的生存作战空间,济南势在必夺。

  战争历来都是政治的延续。济南之战,双方在军事意义之外都看重它的政治意义。

  蒋介石说:“济南是山东省会,是华东战略要地。为了使驻在青岛的美国空军不陷入孤立,不影响美国对我们的援助,济南决不可放弃。”

  考虑的则是,打下济南可以震惊中外,大幅度的提升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给蒋介石以惨痛的打击,以加速反动统治的灭亡命运。

  在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已斗了两年的,喜欢用简单的加减法预测蒋介石的失败。按他的计算,我军每年歼敌一百个旅就有能打败蒋介石。

  此时的已不满足于小打小闹的游击战,根据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他已开始谋划一举扭转战局、打出长江以北新天地的惊人设想。

  按照“能者多劳”的原则,他分配给华野的数字是40个旅,而此时守卫济南的十多个旅早已算在粟裕的账下。

  粟裕,湖南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村人,未上军校却熟读兵法,谨慎儒雅,有“军中第一将”的称号,时年41岁。

  王耀武,山东泰安尚王庄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崇拜孙中山,忠于蒋介石,孝敬老母亲。有“黄埔三期第一将”之说;

  王耀武原名王哲让,从军之后自己改名为“耀武”,由此可看出他对军人气质的向往。

  王耀武的母亲早年曾对王耀武说:“你就是条龙,我是虫,你是从我肚子里掉下来的。”

  王耀武真正出名是在抗日战场上。南京保卫战、长沙会战,以及被何应钦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的上高会战,王耀武都战绩不凡。

  1945年4月雪峰山一战,更使王耀武的军事生涯走到了巅峰,日军坂西一良中将被打得落荒而逃。

  1945年的日军投降仪式,当王耀武收下坂西一良的战刀时,驻扎高邮的岩奇大佐也把一柄紫光闪闪的佩刀双手举过头顶交给了粟裕,说道:

  “不是冤家不聚头”,说来粟裕和王耀武已是老相识了。红军时期的谭家桥一战,王耀武让粟裕败走了麦城。

  而1947年的莱芜战役,粟裕又一刀砍去了王耀武手下六万个“弟兄”,连副司令李仙洲也成了阶下囚。

  当华野分成内外线兵团作战的时候,经验老到的王耀武预感到济南将成为的攻击目标。

  果然,外线作战的粟裕在豫东战役还未打完,就接到了中央要许谭兵团攻打济南的电报。

  特别是仅靠西兵团难以阻敌援军,弄不好不仅“偷鸡不成蚀把米”,还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反之,将重兵用于打援,如果济南城久攻不下,华野将被死拖在山东战场,结果同样不堪设想。

  已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设想了三种结局,其中最危险的就是济南打不下来,援敌又消灭不了,形成僵局。

  这个计划一反“一真一假,一虚一实”的传统兵法,将32万人的华东野战军兵分两路组成攻城集团与打援集团。

  粟裕亲自兼任打援集团总指挥。这是在军事指挥上推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和粟裕一生中,极少有的真攻实打的分兵作战。

  1948年初秋,济南上空战云密布,一向闻战则喜的王耀武此时却与以往不同。

  当南京的统帅部正在为我军的战略意图到底是真攻城还是真打援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明眼的王耀武已经判断出这两点都是真的。

  王耀武主张放弃、把守济的10万国军撤至徐州以北,他的见解与美国顾问团团长意见一致。

  更重要的是,如果济南丢失,将使在元旦讲话中踌躇满志、声言一年内消灭军队的他再次陷入尴尬境地,也将极度影响军队的士气。

  假若按王耀武设想的那样,弃济南而守徐州,将中原大部分兵力用于建立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到开封郑州的防线。

  这样既可成为一道坚固的屏障,又可成为进攻的火网,进无后顾之忧,退可力保南京,可谓游刃有余。

  历史不容假设,王耀武只是一个军人,而蒋介石是一个政治家,他不得不从全局来考虑一城一地的得失。

  为了确保济南,精明的蒋介石已经拟订了一个周密的济南会战计划,就等着前来攻城的军队自投罗网。

  这个计划就是:一旦济南打起来,严阵以待的黄百韬兵团、李弥兵团和邱清泉兵团约17万人,将立即增援济南,与王耀武率领的11万人的军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他根据多年的实战经验,凭借济南城的地形地貌,筑成了纵深约20里、总面积达600余平方公里的永备性防御体系。

  这个防御体系是在日伪原有城防工事的基础上,分为五道封锁线,筑有钢筋水泥堡垒群,挖有外壕,架有铁丝网。

  此外,王耀武懂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亲自拟定了提高士兵素质的作训科目。

  就连一向不喜欢王耀武的土木系大佬陈诚,看了济南守军的操演后也不禁赞叹道:“生铁到你手里也可炼成钢!”

  形势的严峻让出言谨慎,据说他当时面对很久才向周恩来说出了一句沉甸甸的话:

  此时的华野攻城部队也针对济南的高大围墙开始了大练兵。在泰安三口寨重点练送炸药、爬城墙、在城墙顶上拼杀格斗。

  9月,在作战技能与心理上做了充分准备的32万华野大军,按攻城和打援两大部署全部抵达指定阵地,兵围济南,只待统帅部一声令下。

  就在这时,突然从与华野的来往电报中发现了自己内定的攻城总指挥不见了踪影,立刻发电报询问:“哪里去了?”

  ,河南省新县许洼人。在少林寺学了八年的拳脚给平添了几分神秘。

  他作战身先士卒,一生三大爱好是喝酒、打猎、收藏地图。不论发火还是高兴时,他嘴里都离不了那一句中国人通俗的国骂。

  济南战役时,42岁。有人讲指挥作战,如果细起来什么都管,如果粗起来,任务下达后天塌下来也不问。

  的战前动员,在中外军史上找不出第二人:“大家一起狠劲地打,棺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打光了也不要紧,咱后面还有民兵。”

  私塾老师当年给取的名叫仕友,意思是要与官宦为友;二十年后为他改名世友,意思是做全世界的朋友。

  因受张国焘牵连差一点成为刀下鬼,是救了他,从此两人之间的忠诚和信任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互相看穿了对手底牌的双方都各自做了充分的准备,攻方声言“攻必克”,守方声言“守必胜”。

  对守方来讲,如果济南能守住,将为当时已退入守势的军队注入一剂,更能聚歼一直让蒋介石头痛的山东共军。

  兵对兵,将对将。把攻城部队分成两个兵团,西部主攻是宋时轮,东部助攻是聂凤智。

  宋时轮,1907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黄村,1926年入黄埔军校,曾任红军大学分校校长和红军大学教员,时任华野第十纵队司令员。

  聂凤智,1913年生于湖北省大悟县,没上过学,在战争中学习和锻炼,时任华野第九纵队司令员。

  吴化文,原籍山东掖县(今莱州市),1920年从军于冯玉祥部,是北京陆军大学的科班生。济南战役时44岁。

  1948年的9月16日晚,正是农历中秋团圆节的前夜。此时国共两军的几十万官兵都在寂静的夜晚中不安地等待。午夜零时,决战开始了。

  发布完攻击命令,识字不多的在指挥部里研读着一张张电报,观看着标有红蓝两色和圈圈点点的地图。

  攻城十四万人对守城十一万人,在人数上我军并不占优势,而按常理攻守之比至少应为三比一。

  而且这一带是广阔的平原,对拥有现代化运输装备的军队来说,从徐州到济南的路程是用小时来计算的。

  一旦敌人来援,我军打援部队能否顶住那支由坦克大炮组成的钢铁洪流、能顶多长时间,都是决定整个华东野战军命运的关键问题。

  可这一次,按惯例早该跳起来大发雷霆叫喊要枪毙人的,却没有发脾气,他只对手下人说:“这就是牛刀子战术,东面一把,西面一把,一起往里插,搅乱他的五脏六腑。”

  谁也没想到,聂凤智的这一私改军令,打乱了王耀武早已策划好的“守株待兔”的部署。

  大战一开始,王耀武就判断出西面是共军主攻的方向,因为西面有空中通道,争夺飞机场是关键。

  这一下可苦了担负机动增援任务的守城预备队,他们一会儿被命令紧急援助城东,一会儿又被命令紧急援助城西,被折腾得疲惫不堪。

  兵家一贯讲究,不论进攻还是防守都要居高临下。守卫与进攻济南东城外的茂岭山制高点,就成为夺城的第一个焦点。

  茂岭山被称为济南东大门,这个工事是由美国顾问团指挥修筑的。修好后用炮打,不行就再修,最后经过试射増然不动。

  山上的夹皮墙工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用过的,里面可以走人,外面有射击孔。

  王耀武亲自到茂岭山观察过,说:“你们一定要守起码半个月以上,守不住这个山,你们太无能;假若共军来攻,要消灭在茂岭山下,济南城外。”

  面对这样的工事,大战前曾以一句“只要两个星期就可拿下济南”而语惊四座的聂凤智也一时犹豫了,两次询问作战参谋:“能不能一夜拿下茂岭山?”

  草木不生的茂岭山,没有一点可拿来作为遮挡的物体,送炸药的士兵全都暴露在敌人的火力网下。

  一批倒下了,又上来第二批……那惨烈的场面让许多身经百战的军人都感到心在颤抖。

  能准确计算出钢筋水泥工事可以抵抗多少炮弹破坏的军人,却没有计算岀军人的精神力量。

  在我军一轮又一轮的冲击下,王耀武原计划可守半个月的茂岭山防线在一夜之间崩溃了。

  紧接着在它旁边的砚池山也被拿下。至此,济南东城外的两扇大门被打开。由东向西望去,济南城区近在眼前。

  宋时轮率领的第十纵队以防守坚如铁壁而著称,在战场上就有“排炮不动,乃是十纵”的说法,此次担任西线主攻。

  济南战役最初设想是让宋时轮担任打援,但宋时轮考虑很久,去找粟裕要攻城任务。

  至于他们是怎么谈的,至今仍是个谜,只知道最终宋时轮当上了西线攻城总指挥,打主攻。

  此时站在军阵对面的就是那位一会儿说要起义,一会儿却又命令拼死抵抗的济南西线年蒋冯战争中,吴化文随韩复集投靠蒋介石,这是吴化文的第一次变节;

  1943年抗日又投日是吴化文的第二次变节,并在鲁中南制造无人区犯下了弥天大罪;

  在和作战的过程中,他因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感到前途渺茫,这让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看到了契机。

  最早是华东军区联络部部长刘贯一在兖州接触他,从1945年华东军区就对吴化文进行了政治争取。

  吴化文一直在犹豫,对刘贯一说:“我跟八路军打了那么多年,打的时间很久,你敢保证以后不会跟我算账吗。”

  另外顾虑自己的生命有没有保障,起义后会不会有工作机会,再就是要求保障多年来搜刮的巨额财富。

  然而我方并没有收到他的来电,原来是生性多疑的吴化文又将天平倒向了蒋介石一方。

  就在吴化文举棋不定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在他的办公室发现了一封带着手榴弹的信,无异于火上浇油。

  吴化文误以为我军特派联络员李勇烈干的,把他叫办公室:“我打了十几年了,你把要手榴弹夹在信里,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还怕这玩意儿?”

  李勇烈把字条拿过来拆开看,上面写着这么几句话:济南已在我军包围之中。凡爱国之将士,要及早觉悟,顽固打内战死路一条。

  李勇烈急中生智:“吴师长你先别动手,等我把话讲完……”面对吴化文枪口的李勇烈,稳住情绪,选择了最能打动吴化文内心的话语,句句都触到他的难言之处。

  吴化文又一次被说动了,说再过两天一定给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一个女人的出现又使吴化文决心大变。

  这时候,作为戴笠干女儿的吴化文二个老婆赵华珍来了,带来蒋介石已派援兵增援的消息,本已死心的吴化文又看到了希望。

  宋时轮发火了,命令西线部队向吴化文部发起猛烈攻击。此时是战是降,吴化文想到了求神问卦。

  在吕祖庙,他求了一签,上写着一首打油诗:“波涛一小舟,水尽到滩头;展开冲天翅,勋业升王侯。”

  算命先生劝他另操大业。吴化文又惊又喜,他哪里知道这又是我地下工作者使用的计谋。

  西部的第一道防线是常旗屯。战斗打响后的第二天,当我方部队开到吴化文阵地前沿,根据协议令他撤离时,他置之不理。

  后来才知道,就在这一天援兵真的来了,那是从飞机上下来的七个连。吴化文向部下大喊道:“打!只有打才有饭吃!”

  事先他都没告诉自己的儿子吴哲民,他说:“你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老子对你吃不准,万一你走漏了消息把老子出卖了怎么办?”

  吴化文担心手下的那些军官不会同意他的决定,可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他手下的一个团长在会后向王耀武告密。此时吴化文两万多人的部队正在集结。

  万幸的是,那个团长被王耀武怀疑是我党的卧底,当那位团长提出把他的团队拉回城里又被王耀武怀疑是想做攻城的内应而拒绝其入城。

  直到第二天,吴化文手下的一个副师长跑回来证实此事,王耀武才如梦初醒。而这时的吴化文已将部队拉到我军后方,阵地已交给。

  这件事的影响远比它的战果要大得多,因为它对我攻城部队的心理无疑是一种鼓舞,而对守城的军队的士气则是重重的一击。

  许多年以后,吴化文在青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一辈子做的坏事太多,只有济南起义算是一件好事。”

  济南战役结束后,吴化文率领的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第三十五军,他被任命为军长。

  这支部队以后参加了淮海、渡江等战役。在南京“”门楼上升起红旗的就是这支部队一零四师三一五团的官兵。

  济南西边防线一破,西郊机场被我军占领,一直向济南空运增援部队的行动被迫停止,至此济南城断绝了一切外援通道,剩下的就是双方军人比决心、比勇气的最后一战。

  9月20日,华野发布《济南战役总动员令》。在这份总动员令的最后赫然印着10个字,这就是1948年秋天在山东大地上惊天动地的呼声——“打进济南去,活捉王耀武。”

  1948年9月17日,济南外围“东大门”的茂岭山失守,让王耀武大为光火。

  当茂岭山激战的时候,指挥官朱国华正与家人在济南城内中秋赏月,他没想到会选择这一良辰开仗。

  他也因此失去了过中秋节的机会,一向温文尔雅的王耀武再也不能容忍部下的失职,把他就地枪决。

  王耀武向东线的总指挥曹振铎下达了死命令,决不能让跨进门槛一步。也恰在这时,王耀武盼望已久的援军从天而降。

  战役打响后几个小时,王耀武接到蒋介石的电话,望他与守城官兵抱定与济南城共存亡的决心,并说已督促援军向济南迅速前进。

  命令攻城西线司令员宋时轮,必须冲破一切拦阻,火速向飞机场前进,并想方设法将大炮推到射程以内,轰击飞机场。

  运送增援部队的飞机刚刚卸下七个连的兵力,呼啸而来的炮弹便开始在飞机跑道上炸起一团团的烟雾。济南的空中通道也被切断了。

  王耀武亲自到机场迎接那唯一落地的七个连。援军是王耀武凭之起家的、一年前在孟良崮被全歼后又在蚌埠重建的七十四军。

  此时的王耀武握住了援军团长刘炳昆的手,说了一句差点没让他掉泪的话:“有你们在,就有我王耀武在。”

  增援部队的到来,让守城的军亢奋起来。王耀武命令援军从飞机场跑步增援马家庄,配合守军向我攻城部队发起猛烈反击,夺回了失去的阵地。

  利用房屋以猛烈的火力阻击十九旅的前进。十九旅也利用房子打洞,向攻击。

  每房必争,战斗甚为激烈。战至午后,十九旅旅长赵尧负伤,官兵伤亡甚众,死尸累累,伤兵后运,络绎不绝。

  19日夜,当王耀武得知西线吴化文率两万余部下弃他而去,确实紧张了一下,一度发电给蒋介石要求率部突围。

  但王耀武不愧是个军事行家,很快镇定下来,一番调兵遣将,一夜之间就将因吴化文起义而敞开的济南西大门重新严密地堵了起来。

  第二天拂晓,不得不停止大步前进的西线攻城部队发现,面前是严阵以待的阵地,阵地前有可能隐蔽我军的房屋都被一拆而光。

  就在这时王耀武接到了蒋介石打来的电话。蒋介石一面在电话上严令王耀武“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一面严令援军“星夜前进,以解济南之围”。

  已重新稳住阵脚的王耀武又沉下气来,他要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做到让对手“吃不掉”“啃不烂”。

  徐州方面总指挥杜聿明原本盘算好,要增援部队等战役进行到第五天时才岀动,那时攻守双方必已搏杀得精疲力竭,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但在蒋介石的一道道严令下,他不得不指挥位于商丘的第二兵团,位于徐州附近的第十三兵团、第十六兵团集结出动,向着激战中的济南城冲来。

  蒋介石向增援部队发出了严令:“济南守军陷入苦战决死待援危急存亡关头,各部队应恪遵命令,迅速行动。”

  尽管作为打援兵团总指挥的粟裕已做了精心部署,但远在西柏坡的在来电中还是透出了担心:“望充分注意阻援及打援”,陷入两面作战是极其危险的。

  后方紧锣密鼓,上场的和王耀武难分高下。表面上,一路杀来,王耀武节节退让,形势似乎对有利;

  但王耀武却暗藏杀机,收缩了阵地,兵力得到集中,就像一支被挤压的弹簧有着非常大的反弹力。

  在给的电报中坦白地讲:“在五天中并未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一定要经过一场恶战才能最后解决战斗。”

  他要求把原来预备打援的三纵、十纵全调过来参加攻城。而此时援军已距济南城越来越近。

  他们研制出“飞行爆炸”的方法,戏称“不见兔子不撒鹰”,后来在电影《地雷战》中演化为“不见鬼子不拉弦”这句台词而成为人类的口头禅。

  没想到王耀武就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们。军队埋下先进的化学雷,这让以地雷战起家的部队陷入被动。

  此后,城墙外面无数暗堡突然一起开火,这是我方始料不及的反击,进攻被迫停止。

  到底在这里修筑了多少堡垒,参加那次战役的人至今说不清楚,留在他们记忆里的是从四面八方的碉堡里射岀像蜘蛛网一样密集的子弹。

  九纵官兵必须打掉暗堡,别无选择。然而,一次、两次、三次,次次失败。聂凤智接到汇报:战士伤亡太大,怎么办?

  让九纵官兵想不到的是,上级派来了四辆坦克配合作战,这是华东野战军在战场上首次使用坦克。

  因为是缴获的的坦克,坦克上还是的标志,所以他们就喊:“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是保安五旅的,别误会,别误会。”

  商埠是济南城西工商业的中心,也是山东省党部、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守军几乎把所有的建筑都改造成火力点。

  进攻商埠的战斗从20日打到22日,剩下原绥靖区司令部所在的邮电大楼还久攻不下。

  守卫这座大楼的就是空运来的、刚刚参加完马家庄战斗的原七十四师刘炳辉率领的七个连。

  这个防御体系是由数座钢筋水泥高楼组成,周围有明碉暗堡,院内院外工事密布,共有一百多个火力网和一千多个机枪射击口。

  一次次的进攻,一次次的失败,使主攻的八师师长王吉文打红了眼。而此时王耀武的参谋长罗幸里正打电话询问刘炳昆:阵地到底能不能守住?

  王吉文再次指挥冲锋,不幸中弹。当卫生员要打针抢救时,深知自己伤势严重的他摇了摇头:“我不行了,把针药留给其他同志吧!”

  王吉文和牺牲在敌机轰炸下的三十七师政委徐海珊是我军济南战役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

  接替王吉文的石一宸通过观察地形,重新进行了部署,首先将炮口抬高,集中所有炮弹来轰邮电大楼楼顶,摧毁敌高处火力点。

  刘炳昆知道遇到了对手,已经身负重伤的他仍在指挥拼死抵抗,真要与大楼共存亡。

  石一宸下令组织100名爆破手,每人各扛30公斤炸药包,冒着枪林弹雨炸毁敌人工事。

  轰轰轰,数十声巨响过后,那栋大楼只剩下钢筋连着水泥块,大楼里再也打不出枪弹。

  商埠失守后,王耀武凭经验判断,我军因连续苦战需要三到四天的调整后才能继续攻城。

  他命令各部队利用最近一段时间加修工事、调整部署。但他的电话还没打完,我军的炮弹已同时在东西两边的外城墙上炸响。

  西线部队攻占商埠后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和东线部队一起向济南外城发起了攻击。

  最后,我军决定爆破城墙,400公斤的炸药拉上去,连我军指挥部里的几个参谋都被震晕了,城墙缺口也炸开了。我军很快就攻下了普利门。

  在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守军的桥头堡、地堡一个个飞上天。东线部队炸塌了永固门,西线部队炸塌了永镇门,随后又突破了普利门、永绥门,四面城门大开。

  在经过激烈的巷战,济南外城在开战第七天被我军占领。至此,守军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济南内城。

  陈明仁守四平街知不可守而竟守之,东北三省赖以保全,济南之于华北,犹四平街之于东北,希望你固守待援。援军正向这里开进。

  这个许诺让王耀武看到希望,此时他认为已苦战了七天的我军攻城部队肯定要休整了,他估计三五天后才会对内城发动攻击。

  他通知守城部队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时机,调整部署,整修工事,并集中炮火反复轰击我军集结阵地。

  然而又一次和他开了个玩笑,刚刚在外城战斗中退下来的官兵饭还没有做熟,攻城部队的炮弹已在他们头上炸响。

  横在攻城部队面前的是济南守军最后的阵地——内城。这道高14米、厚10米的古城墙,以及上面密密麻麻的火力点成为对我军官兵的严峻考验。

  按惯例攻城要选择稍低一点的城墙作为攻击目标,而东线攻城部队的司令员聂凤智却选在济南内城东南角。

  这里可是整个内城城墙的最高点,城墙城头修有多处暗堡,城墙上密布三层火力网。

  事后据他自己讲:“这里是全城的制高点,登上去可以目睹市区和城墙两侧守敌,对全局有及其重要的作用。”

  西面攻城部队选择坤顺门为突破口。在侦察这一地形的时候,主攻团团长田时兴遇上了意外,他白天拿着望远镜观察,让敌人发现了,一枪把他的右眼打伤了。

  他要让处在危机中的士兵看到指挥官此时镇定自信的表情。这一效果确实达到了,我攻城突击队的第一次冲锋就遇到了异常顽强的抵抗。

  9月23日下午6点,第一次冲锋开始了。一时间,东西兵团集中全部炮火向内城及防御工事猛烈炮击。

  东线攻城部队冲到城下,许多人登上城墙,但敌人立即用密集的火力隔断了后续部队。上去的战士全部牺牲,第一次冲锋失利了。

  在第二次冲锋中,西线攻城部队先后有两个营攻上城头,打开突破口。但立即遭到守军数倍兵力的反扑。

  在激烈的拼杀中,好不容易才攻上城墙的战士遭遇最致命的问题——子弹没有了,在随后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中大部分都牺牲了。第二次冲锋又告失利,守军重新夺回了突破口。

  在此期间,空军实行不停顿的猛烈轰炸。在他们扔下的燃烧弹、照明弹各色火光的辉映下,整个战场如同白昼。

  我军各路突击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网之下,在突破口处,敌人一颗炸弹下来就使我军伤亡七八十人。

  然而随后发动的第三次冲锋又失败了。至此,我攻城部队全线受挫,被阻在内城城下。

  每一次失利都是以大批官兵的伤亡作为代价。这代价大得足以让久经沙场的为之心颤。

  这时已在激烈的枪炮声中震颤了七天七夜的战场上忽然出现了寂静,一种死一般的比火炮连天更让人不安的寂静。

  面临困境的将军被迫进行一次艰难的抉择:部队连日激战,未得到休整补充,建制被打乱,伤亡过大。用这样的部队继续攻城,前景难以设想。

  最关键的是,如果拖到天明,密集的部队将暴露在敌机和炮火压制之下,结果更难预料。

  然而,后撤将使外围阵地得而复失,更危险的是精于兵法的王耀武有很大的可能性利用我军后撤时来个反冲锋。

  从这一角度考虑,只有打下去,不能撤退。军人有时不光要比勇气,还要比谁能坚持到最后一个五分钟的顽强。

  大炮被推到了和机枪同一个射击的位置上。这是号称“大炮上刺刀”的战法,从大炮的炮膛里直接瞄准目标发炮。

  前面几次失利的原因很简单,我们炮击时,敌人躲避,我们停炮冲锋,敌人反击。

  找出停炮和冲锋的时间差是取得胜利的关键,然而敌我一墙之隔,没有时间差可找。

  和自己的炮弹同步冲锋是唯一的选择。此时炮兵计算出的射程,对攻城的士兵来说是生死距离。

  攻城勇士是冒着己方的炮火前进,他们被炸起的碎砖烂瓦砸得头破血流,却奋力登城。

  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二班班长李永江爬上了一架梯子,当他再往上爬的时候,发现梯子短了一截。

  他站在梯子的顶端,用手抓住已被炮火打成破洞的城墙,猛地一跃,成为攻上济南城头的第一人。

  大批人马等待登城,仅靠几架梯子远远不足,当年的七十三团特务连指导员崔忠吉决定为手下士兵另开一个通道——爆破城墙。

  东线打进内城,天将破晓,西线的坤顺门却总也打不开。开始骂娘,十三纵队司令员周志坚给三十七师师长高锐下达死命令,白天也要攻城。

  谁也记不清往上送炸药倒下了多少战士。在一声接一声的爆炸中,高耸的城墙一层一层地倒塌下来。

  坤顺门终于被炸开个小口,攻城部队架梯上城,不到十米的口子涌上大批人马,一炮落下,近百人伤亡。

  背水一战的守军集中火力向我军反扑,刚刚上城的我军指战员显然寡不敌众。

  眼看突破口就要被敌人重新占领,就在这时,在前几次冲锋中失踪的两个连队突然又出现在城头上,从守军的背后杀了个回马枪,

  与攻城部队里应外合,终于牢牢地守住了突破口。原来这两支连队在前面的战斗中突入内城,坚守在城内的民房中。

  守军因城墙上吃紧而没注意到他们,终于使他们成为关键时刻的一支奇军。

  坤顺门终于被攻破了,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从这里涌入内城,短兵相接的巷战开始了。

  此前王耀武为了构筑工事,把城内所有老百姓的大门摘掉扛走,这倒给巷战的我军提供了便利。

  我军打洞穿墙向敌人进攻,而敌方则穿墙打洞向我军反攻。战役结束后,济南城几乎每家房子都没有大门,墙上都有洞口,这是战争留下的特有景观。

  混战中,攻守双方一个屋一个屋争夺,一条巷一条巷占领,守军被赶上绝路,王耀武大势已去。

  攻进山东省府的在王耀武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那把美国将军麦克鲁赠送的银,却不见王耀武的踪影。

  那些被俘的官兵谁也不清楚自己的指挥官现在在何处。王耀武到哪里去了呢?

  四天后,在山东寿光县的公路边,我军岗哨拦住了一辆坐着人的胶轮大车例行检查。车上一个病恢惊的自称叫乔坤的商人引起了战士的疑心。

  经审查,他就是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山东省政府主席、中央执行委员王耀武。

  王耀武日思夜想的增援部队,在我阻援打援部队的威慑下谨慎前进。而济南城至少可以守两个月的估计,使援军总觉得离自己上场的哨声还很遥远。

  到战役结束,第二兵团才进到距济南还有几百公里的曹县、城武一带,而第七、第十三兵团还尚在集结之中。

  就这样,同以往的情形一样,蒋介石制定的周密的济南会战计划,又一次在实际执行中泡了汤。

  八天八夜攻下济南让攻方和守方都难以置信。这时派出的战场巡察组才刚走到石家庄,他们是看到外电的报纸才知道战斗已结束的消息。

  消息传到南京,政府一连几天闭门谢客,甚至没有一家报纸刊登这个消息。

  倒是美国记者一语道破了天机:“济南之战的结果动摇了蒋介石政权的根基……自今而后,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再没什么阻挡了。”

  消息传到西柏坡,走出了屋子。据当时在场的人讲,已经几天没有笑容的这天却一直合不拢嘴。

  在第二天发表的新华社评论中,特意加上一段话:“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军队无法抵御的了。”

  也笑了,这是他开战以来第一次露出笑容。他以他特有的方式庆贺胜利,在设宴招待聂凤智和宋时轮的餐桌上,他边喝边骂。

  当了俘虏的王耀武,被送往益都(今青州市)参加官训练团学习,后到战犯管理所学习。

  当身为学习委员的他看到将领陆续相聚在战犯管理所后,他写了一副对联:“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先出去后出去先后出去。”横批是“全都来了”。

  11年后,他与杜聿明等被最高人民法院作为首批战犯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1966年,在周恩来的关心下,经人介绍王耀武与北京八十二中学教师吴伯伦结为伉俪,两年后病逝于北京,终年64岁。

  济南战役中,在战场生俘及各地陆续搜捕的军、政、党主官及将校军官513名,毙伤俘敌官兵84296名,其中生俘61873名。

  我方共计伤亡26991人,其中3764人壮烈牺牲。他们的遗体当时被按照东西进攻的路线,分别安葬在济南东面的大王山和西面的四里山,当地的百姓改称这两座山为“烈士山”和“英雄山”。

  在济南战役结束的第二天,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洗去征尘的攻城官兵向九纵司令员聂凤智问道:“下一仗该打哪里?”

  他们不知道,就在济南市区巷战最激烈的时候,党中央接到了粟裕发来的一封在历史上很有名的电报。

  在这封电报中他向中央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建议,如果把这封数百字的电报归纳为一句话,那就是“打淮海”。